2010年11月30日 深圳特区报

　　 文嵊

　　“廉明”就是廉洁和昌明，这是对政治环境的最佳描述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做到政治昌明，社会管理高效有序，各个部门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，群众安居乐业，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等，这些都离不开一支廉洁的公职人员队伍和一个廉洁的社会环境。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、城市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之后，尤其是当前这个特定时刻，深圳明确树立建设“廉洁城市”的目标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笔者认为，建设廉洁深圳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：

　　一是努力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。

　　崇廉就是崇尚廉洁。不管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领导集体，具备廉洁的整体氛围非常重要。时下深圳可支配财政款数额比很多省级城市都大，一些公共项目投入数额巨大，巨额支出和投入的后面是巨额利润分配，如果社会上的整体廉政氛围不足，人们对廉洁自律的规定视同摆设，对贪渎行为习以为常，再加上监督不到位，那么，造就一个巨蠹只需弹指一挥间。假如贪婪之徒屡屡得手而风险极低或是零风险，那么又会带动另一批立场不坚定的中间人员成为贪污受贿之徒，进而挤压高洁之士的生存空间，减少廉洁人员的数量。因此，深圳要成为一个廉洁城市，最重要的前提莫过于真正树立起一个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，倡导仁义礼智信，鄙弃贪渎寻租和苟取。只有在良好的社会氛围和道德基础上，廉洁特区建设才有坚实的道德基础。因此，要致力于加强廉政教育，进一步深入开展廉政文化进机关、企事业、校园、社区、厂区系列活动，从小抓好下一代的廉洁教育，使廉洁之风吹遍社会每个角落，广泛倡导廉洁风尚，树立以廉洁为荣，以腐败为耻的城市共识。

　　二是切实推进廉政工作机制改革。

　　目前廉政工作专职机构有纪检、监察和反贪部门，相关单位还有审计、纪工委等。虽然人多力量大，但相互之间事权划分还是存在不够清晰的地方，存在有的事情大家都管，有的事情没人管等弊端。因此，我市是不是可以考虑进行这样一种改革：纪检部门牵头整合前述多家部门职能，加挂市廉政委员会牌子，对内是党的纪检会，对外是国家机器中的职能单位，这样不会脱离党的领导，也合乎法理，最主要的是可以对全市廉政建设的治标、治本工作进行统一规划，可以大幅度提高廉政建设的水平。建议我市在与中央、省做好相应沟通后在这方面先走一步。如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，则应当切实发挥反腐败领导小组的作用，增加会议次数，加大协调力度，使该组织由松散型向半紧密型转变。

　　三是积极实施公务员队伍高薪养廉。

　　实施高薪养廉是从管理学和经济学角度考虑得出的最佳方案，但多年来只是停留于学术研究之中，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应当不计报酬、不计个人得失，这种要求固然好，但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实际有所脱节。公职人员事实上需要维持高于一般社会成员的正常社会支出。国家不给高薪，部分思想境界不高的公职人员可能会仰仗灰色收入。仰仗灰色收入或是搞腐化堕落不仅造成直接间接的损害事实，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说，正常的官员变为腐败分子，其实就是管理能力较高人员的变质，由于越是级别高的官员，国家和社会对其成长的总体投入就越大，因此无形损失也越大。另一方面，在国家之间、省市之间人才争夺激烈的情况下，没有高薪也会导致党政机关体制中的高才流失。事实上，著名国际机构“透明国际”把高薪养廉与有效监管列为提高政府廉洁度的有效做法。目前深圳的公务员待遇客观而言与ＧＤＰ发展、房价及居民消费指数等相比，收入存在可调整的空间。在财政可以负担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正面实施“高薪养廉”，辅以严把公职人员入口关、切实强化公务员的日常监管、堵塞公职人员灰色收入的渠道等措施，以高待遇力保高廉洁。

　　四是全力以赴提高非公领域的廉洁度。

　　城市的廉洁度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非公领域的廉洁度。这个领域的廉洁度一方面是城市整体廉洁度的构成要素，另一方面，不廉洁的非公领域是贪渎行为产生、形成的肇因。尽管刑法规定了“行贿罪”和“业务侵占罪”以处理非公领域两大类型的腐败行为。但事实上受两罪惩治的非公人员不多。对于行贿罪，由于很多私营企业主往往是惩治犯罪行为的证人，有关部门为了推进工作方便，往往以“污点证人”制度和非公领域行贿人员达成协议，因为在“一对一”的情况下，没有“污点证人制度”，不放老板一马，惩治巨贪证据不足，因此只能两权相害取其轻。在“业务侵占罪”方面，由于中国人历来有“和气生财”及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的传统观念，很多被属下工作人员非法侵占财产的人士最终放弃追究。可见，在实际执行中，这两方面的犯罪成本可以说是零成本或低成本，这也是我国乃至国际华人社会反贪工作面临的共同难题。深圳可以学习新加坡或香港，在这一领域下些力气想些办法，努力营造一个私营老板不需行贿、不愿行贿的环境。

　　（作者为深圳大学法学院研究员、硕士生导师、法学博士）